最近周末忙着加班,很久没有自己的时间。此外,有一些技术随笔就发在公司的内部网站上,鉴于本人有职业操守,不会把工作时间产生的东西发到个人空间中。时间过得飞快,有一些杂感奉上。
中正自守,其介如石
网上可以找到,这句话的出处为《易经》,结合网上的解释,通俗的理解为:辩证的看事物,对事物看法不偏不倚, 恪守内心的原则,如磐石一样稳固。 蒋很喜欢这句话,并以中正为名,以介石为字。从这一方面看,蒋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修为代表。由于当前的社会逐渐走向开放,对蒋的评价日趋公正。从各方面看,蒋确实是一个律己甚严的人,虽外表强干,实则内心优柔的人,关键时候实在不够狠心决绝,难怪败走之后,后悔杀得人不够多。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文明开化的国家往往会被一个野蛮强悍的国家或者蛮族所灭亡。例如希腊被罗马所灭;南宋被蒙古所灭;更近一点的是明朝被清朝所灭;再近一点的就不能说破了。如果被灭亡的文明国家被后者继承还好,例如希腊罗马,反之,如宋元,则是文明的大大不幸。所谓国强则民弱,国弱则给予人民的自由和空间更大,思想开放容易诞生新文化新科技。例如中国近代文化最蓬勃发展的就是民国北洋时期以及后续的民国黄金十年。
集权国家的执行力要远远大于放权于民的国家;但在和平时期,民心求稳,宜于修养生息,无为而治。在没有仔细研读历史时,个人常常以为国家的兴衰直接与领导人有关,国家的灭亡虽说和暴君佞臣误国红颜祸水有关,但是国家实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各种内忧外患都可能致其灭亡。例如崇祯年间,外有崛起的女真,而政治制度僵化,执行力弱,更糟是明末清初恰逢小冰期时代,连年欠收,民变四起。事物有盛有衰,一个人是这样,一个组织乃至国家和民族也都逃不过这个道理。
明白这个道理的人,便趋向于让事物不断的处于一种固有的矛盾而不断运动之中。通过不断的矛盾和运动,让国家这个庞大的机器时刻充满活力和永久的力量,而不至僵化腐败,从而打破兴衰的固有宿命。然而事与愿违,毫无意义的运动和斗争,将会让人走向原始的疯狂。为了鸡蛋从大头敲还是小头敲而争端,并不是小说中的杜撰,现实中就有很多无意义的争端甚至演化成为战争。
我们前辈的一大错误在于将本用于驱动国家机器运转的动力来源由外部矛盾重新转到国家内部矛盾,而一旦内部矛盾激化后,特别是一种思想统治下的封闭群体,将会演化成一种如《黑客与画家》中所述的如原始部落中的野蛮仪式一样的运动;例如拉拉队会将象征对手球队的人偶像群起攻之,撕成碎片。初中校园的学生会结成小群体,为无意义的目的去打斗。这也是为什么政治性运动在学生群体中最容易发生,也最容易失控的原因。
梁实秋在清华目睹同学一哄而上将父亲身为高官的同学“暴打”的场面记忆犹新。此事深深影响后来梁实秋的政治立场。一场运动的发起者往往是心系民族抱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但是一旦运动如火如荼,第一批反感而退出的人也是这些人。
集权并不是一件坏事。 对于一个庞大的组织和国家,如果各行其是,则会导致组织涣散,无法集中资源,通俗的说法就是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在危难时期的国家,矛盾在于外部的敌国,行使专权并不一件坏事;反而如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则很可能导致像希腊、南宋一样的命运。不幸的是,集权会滋生内部的腐败问题,而且单凭苛政严法或者仁义道德是无以杜绝腐败僵化问题的。这一点在我们先辈最适合做到的时期都没有实现,何况当今。 解决的方法仍然是将组织权力分解,互相挟制,用各个组织的矛盾驱动各个组织的有效运转,避免腐败。 当然此种方法往往会陷于内耗的境地,造成资源的浪费,不利于社会资源的整合。这种政治一旦到了战乱危难时刻就会发生严重的问题,就有组织整风的必要。相信这也是为什么罗斯福当政时期美国加强宏观调控能力的原因。
对于一个能够开创庞大组织的人,特质是非常狂热有点理想主义的人,甚至带有一点宗教意义上的色彩。例如洪秀全、张角、黄巢等。这种人能够成事,需要那么一点狂热的理想去笼络信徒。但是单是思想并不能完成实际的事, 他们往往需要一个执行力强的实干家,去完成实际而琐碎的工作。 例如杨秀清实质上是太平天国能够从起义到崛起的关键性人物。
之所以狂热者能够发迹,也源于一场运动需要一个口号和指导思想去集合更多的人参与。即使谋权篡位也要有个名正言顺的口号。宗教改革运动表面是新教义和旧教义的冲突,但是实质上仍然是新旧利益集团的利益冲突。《投名状》中的台词就道出了战争的本质:抢地盘。但是这种说辞只适合土匪强盗,这种口号无以笼络人心发展壮大。看过《水浒传》小说的人都明白梁山乌合之众多是杀人越货的亡命之徒(其中最残忍者当属武松)。管理这帮悍匪强人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金钱美女可以笼络矮脚虎这种角色,军法帮规可以管住黑旋风,兄弟义气可以笼络武行者,但对于卢俊义这种核心人才,不用替天行道国家大义感化,他是万万不从的,即使他一时投奔,早晚也是要散伙。
固有的孤独
对于科学技术来说,可谓一日千里。尤其是IT行业,10年就是一个技术浪潮。在浪潮之中,做的好的是行业大亨,做的不好,照样赚得盆满钵满。 IT行业的技术更迭要远远大于数学物理学等传统学科的几百年为一个周期的突飞猛进的频率。 有些人感慨,为什么当今足以称之为大家的人少了。除却复杂的教育体制和社会环境原因,更多的是一个行业的发展周期有兴有衰,我们显然不能企及很快会有另一个爱因斯坦诞生。
相比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对自身的了解却一直没有显著的发展。 松本行宏就感慨,虽然计算机科学日新月异,但是那些在《圣经》中困惑我们千年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圣经》之所以重要,在于其涉及的问题是人类有生之年最困惑的一些问题。《百年孤独》就道出了人类孤独的残酷本质,即使至亲不能理解对方,孤独延续着一个家族直至覆亡。甚至,孤独不仅影响一个人和家族的命运,也影响着社会和国家的发展,例如孤独的上校一辈子在辗转毫无意义的征战,最终缔结合约;难怪有人将其与《圣经》相提并论。
人类生而孤独,为了让人类有基本的共识。摩西遵照上帝的意思传下十诫,其中第一条就是要信上帝。有了基本的思想共识和准则, 人类才不至于一盘散沙。一方面在于早期人类能力较弱,内心需要强大的偶像崇拜赖以支撑,由于当前科技发达,这方面的需求减弱。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由于内在思想的孤独,导致无法沟通,而寻求和神进行沟通和理解。
时至今日文明社会,我们仍然面对那些困惑我们先辈的问题。 也许我们的先辈生活的社会并没有我们想象的不开化。
世袭制
世袭一直被认为是封建落后的标志。其实辩证的看, 世袭制并不是一件坏事。对于一个集权带来利益争斗激烈的管理阶层,如果能够沿用内定或者固有的继承人体制会减少政变的可能性,减少统治阶层更迭的腥风血雨, 而血缘关系是最容易弱化权力斗争激化的条件。另一方面说,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也有一定依据。 生物学角度上说,优秀基因下的后代优秀的概率显然是高于普通基因的。 从生长环境来说, 继承人经过良好的教育和普通人难以企及的的锻炼机会,获得成长的机会要远远大于常人。
一些家长在孩子成长的早期就极力创造环境为孩子构建超乎常人的优越环境。但效果也并非绝对。 人的成长就像爬山一样,如果开始时装备齐全,自然可以领先, 但是优越教育环境的问题在于使得人的发展过早的步入一个局部最优的境地,通俗的说,就是过早的爬到一座山的山顶,而志得意满或者内在的能量被过度开发,而停滞不前。反而对于一些一直摸滚打爬的人最后却能后来居上。
不过说到继承人体制,立长不立优倒是一个陋习。明朝就由此演化成国本之争。清朝吸取教训,遵循选优的原则。当然即使是立长不立优,明朝国家机器一样正常运转。原因在于后期的权力被内阁分解,皇帝的个人意志已经难以对整个国家造成影响,即使皇帝整天不务正业,依然国泰民安。 而对于清朝那样的专权社会,则对领导人的个人素质能力要求非常高,一旦遇到昏君暴君则贻害黎民百姓。但对于一个权力分化的社会来说,领导者只是一个各方折中的结果,并不需要精明强干,甚至只是作为一个国家道德模范而存在,例如英国女王。
道德与法制
道德和法制的区别相信大家都能理解。 管理一个组织或国家可以用严法苛政,也可以用宗教教义或者学派的道德理念去感化民众。前者代表就是秦国,后者代表则是独尊儒术的汉朝。 严法不能完全奏效的原因是,人是富有感情的动物。 严法只会激化矛盾,一旦强权人物不在,就导致民变四起;
依靠道德和内在情感治理国家,虽有光怀,但容易导致社会中内外不符的问题。《万历十五年》就道出了古代封建王朝依靠皇帝标榜国家道德模范, 并伦理纲常仁义荣耻教化文官阶层,导致官僚阶层外表忠君报国,却内在蝇营狗苟的现象。明朝的政治斗争标榜弹劾佞臣惩治贪腐,维护表面一套,实则争名夺利,拉帮结派相互倾轧。这种以道德情感治国所引发的政治陋习一致延续至今而不绝。制度弊病也导致从小被张居正严加教育的万历前期励精图治,后期发现整个制度的鄙陋,而走向消极怠政的道路。
对于强调法制的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长治久安,并未过度滋生虚伪的政治陋习。我想原因可能就是, 法制国家其道德治国由宗教传播的角色替代了,从而兼顾理性和情感的两面。
知识与财富
从小接受教育长达18年并步入社会,个人感受就是社会更像一个有意义的环境,而不至于在学校每天茫然无措,为了大部分没有意义的考试而阶段性奔忙。《黑客与画家》谈到: 学校无所不有,但又不是事物本来的样子。
学校不像社会中的行为更能产生实际的价值体现,更直接的说,学校是一个刻意营造的温室环境,是个虚拟的社会,大部分的行为都是徒劳无功的。可怜的是,我们国家的教育体制将学校的缺陷放大。培养的更趋向体制化,而使得学生为很多虚无的体制化东西做无用功,和社会更加的脱节。一般有思想的学生在这种环境下会产生叛逆的思想,或者即使表面遵循学校的规则下保留自己的想法。 我想这部分学生也是走出学校最可能有所作为的人。
教育体制的失败,造成了知识的价值被民众所渐渐轻视。在我的家乡,很少的人能够接受到高等教育,大部分人在初中就已经放弃了。 但是随着一部分辍学务工的人在社会中获得价值体现后,人的价值观也逐渐转变, 不再盲目关心学历和文凭,而更关注在社会中的价值,通俗的说就是赚钱能力。 相对于高学历带来的高收入人群, 现在人更对那些低学历却获得高收入的人刮目相看。 一部分虽接受高等教育但步入社会后不适应或无法融入的人便成为了笑柄。
当然凡是理智的人都知道接受高等教育绝对是件好事。问题在于接受好的教育只意味着一个人的成功几率更高,而不意味其必定取得比他人更好的成果。 社会是一个更大的学校,深层面的来说,社会更是一个真实的学校,你的努力和价值将比学校中更能够体现出来。
此外,如封建制度下的弊病一样,中国的学校也继承了道德治国的思想,施行树立道德模范,以此管理学生的制度。 学生们要向道德模范看齐,做三好学生。 可是问题是人心和社会都有病, 温室长大的植物移到自然环境免不了病虫害。 大多数学生在接受十几年的学校中充斥的道德教育后,不明白社会在表面道貌岸然下,运行的是一套潜规则。当然个人说的过于残酷,但是儒家熏陶下的中国历史告诉我们封建制度流毒不清。 《狂人日记》所谓“在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不是虚言。学生融不入社会,有时问题不在于自己,而是整个社会病了。
除却源自体制化和封建流毒的原因之外, 中国社会大环境中,知识(甚至是个人财富)得不到保护,也是一些高等教育无法融入社会体现自我价值的核心原因。例如一个公司花费高价研发的技术(例如产品外观设计、功能设计等), 在山寨小厂就可以山寨出来。长此以往,行业的良好规范被破坏了,没人愿意投资需要高等教育支撑的高新技术,因为随便靠拷贝山寨就可以了。 当然国家的法制规范逐渐健全, 知识产权受到保护以后,此时会更适合知识密集型产业的生存。 例如近年来盗版电影得到有效的控制,国内的电影制作水平日趋精良,特别是技术含量较高的后期制作水平,也使得票房爬高,更好促进知识和财富之间的转化。